2017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也是他去世35周年。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没有动笔用文字记述他的生平和我对他的怀念。随着我步入老年，回顾自己成长的轨迹，对照自己为人之父的经历，
我深深体会到父亲对我的潜移默化，对我成长的全方位的影响。我谨以此文写下对他老人家的追忆，寄托我对他的思念之情。
父亲一九一七年正月十六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浮山镇。解放前浮山属桐城县管，解放后行政区重划后划归枞阳。记得早年我的籍贯都填的是安徽桐城，那位从哈佛毕业的邻居总是开玩笑说我家是桐城学派的。
爷爷是当地的一个私塾先生，虽有少许薄田出租给别人种，但主要靠常年在家乡的湖叉划船串乡给别人家的子弟上课谋生。据说有时到别处上课时，也会把父亲带在船上跟别的小孩一起授课。祖母在老家是一名家庭主妇，
患有严重的哮喘病，遗传给了叔叔和我。祖父母在我们出生以前就过世了。大概是出租的土地实在太少，解放后父亲的家庭成分划为小土地出租，刚好划出地富之列。在那个成份要查三代年代，
父亲的家庭出身似乎没有给他和他的子女带来更多的厄运。父亲有姐弟各一人。姐姐早年嫁给当地一户汤姓人家，据说很早就过世，没有听父亲提起过。但对姐姐的两个在老家农村的儿子，父亲仍记挂在心，
每年都会汇款接济。父亲的弟弟一直在老家务农，患有哮喘病，没有什么劳动力，家里主要靠我的堂兄支撑。堂兄当年在县里上高中，本来有希望上大学跳出农门，却因六零年困难时在校吃不饱饭辍学回家，
在老家做了生产小队的会计。这事曾让父亲多年耿耿于怀，叹息不止。父亲在世时，一直没有间断在经济上资助在老家的弟弟和子侄。每年都会定期汇款回老家。老家靠近长江，时不时闹水灾，每逢灾年，
父亲还会额外汇款舒綑。我记得为方便寄款，父亲书桌的抽屉里总是留有一些空白的邮局汇款单，有时候父亲忙，不得空上邮局，就会把汇款单填好，把钱和汇款单给我，由我到邮局去代父亲将款汇出。
而父亲老家的弟弟和子侄每年都会给我们寄来他们腌制的干咸鱼，那腌透风干的大鲤鱼，或清蒸或红烧，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在食物匮乏的年代，老家的亲戚还在寒冷的冬天里用包裹给我们寄来猪油和咸肉，
给我们补补油水，度过难关。
高中毕业后父亲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只身来到珞珈山下就读电机系。大学毕业后曾在广西大学短期任教，后因“父母在毋远游”的想法和难以适应南方的气候，就回到安徽庐江县庐江中学做了一名中学代课老师。
此期间，父亲参加了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考试，准备赴美留学。正是当时庐江中学校长的自私做法，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在庐江中学当代课老师时，父亲庚子赔款留学的录取通知送到庐江中学时被校长截住，
当时正值期中，校长怕父亲离校无人上课，就将录取通知扣留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拿给父亲，父亲打开通知后发现早过了报到期限，使父亲失去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一气之下，就愤而辞职离开庐江。这段经历，
父亲从未给我们提起过，我是在文革期间，父亲受审查时，为父亲抄写自我交代时才知晓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国资委）急需电机工程师去接管日本人刚修建的吉林丰满电站，
父亲报考录取后分配到丰满电站当助理工程师，后提为值班工程师。一九四八年，解放军逼近丰满电站，父亲随国民党撤退工程技术人员的飞机到贵阳，任贵阳电厂工程师。而乘飞机从丰满电站撤到贵阳的这段经历，
在文革中也成为父亲被审查的重点。其实父亲离开丰满电站时还可以选择去台湾。父亲之所以没有去台湾一是台湾离老家太远，二是国民党太腐败，看不到希望，这是父亲亲口告诉我的。有时候我想，
如果父亲九泉之下有知，比较如今共产党的腐败，不知会如何感想。
解放后，父亲留在贵阳电厂继续任工程师，主持设计了贵州的第一条从修文电站到贵阳的35千伏输电线。之后被調到省机械厅（五十年代尚未成立电业局）。后又调到建工厅短期工作后到省建工设计院电气设计室任主任。
从机械厅到建工设计院这段时间，父亲脱离了电力系统，工作颇感不顺心。六十年代初期，省电业局成立后父亲请调归队，回到电业局任生技科科长和贵州电气学会秘书长。在贵州的发电，输电，供电方面都做出过贡献。
父亲还曾在贵州工学院的前身，贵州业余工学院任兼职教师。担任过贵州工学院发配电专业首届毕业生的答辩导师。父亲去世后多年，一位当年的毕业生遇见我后还给我讲述当时答辩的情景。我记得小时候，
父亲往往会在半夜被叫到厂里去解决技术问题，特别是夏天电闪雷鸣的夜晚。星期天上街时，父亲会盯着供电线杆查看。从解放后到“四清远动”之前，父亲虽然也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总算有惊无险，
尚能从事他钟爱的电力工程技术工作，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四清”到文革结束，在他这段人生黄金年代，父亲基本被迫离开了他电力技术工作。”四清”运动中，父亲被派到贵州天柱县农村参加“四清”，
与当地少数民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至今都无法想象，像父亲这样一个饮食比较挑剔和单一的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如何适应少数民族农村生活的。文革初期，父亲被打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臭老九”，被迫靠边站，后被下放“五七”干校。文革后期，被列为“清队”审查对象，成天被迫写交代材料。有时候要写的材料太多，忙不过来。而我那时无学可上，也没有工作，闲在家中，
父亲就要我帮忙抄写交代材料。我记得，因为要在每份交代材料上盖章画押，父亲还让我到文具店买了一小盒红色印泥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方便写材料盖章画押用。文革结束后，父亲虽然回到电业局工作，
但未能从事文革前的技术管理工作，仅分管技术安全，直到后来落实知识份子政策才重新接触重要技术工作。
父亲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他虽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却是一名精通专业，知识渊博的知识份子。父亲的电力专业知识非常扎实，在单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级工程师。他为了让我顶替到电力单位工作而主动退休以后，
生产技术处的同事们希望父亲继续在处里发挥他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指导工作，集体向领导要求为他复职。复职后他又回到电力局工作，研究如何解决贵州六盘水高寒地区高压输电线路的冬季融冰问题，直到患病去世。
父亲虽受的是老式理工教育，但文史的功底也很深厚。在我记忆中，直到他晚年，他还能背诵许多古诗词。我刚上中学时，有一次他给我背诵讲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至今还记得他用安徽口音吟诵“登斯楼也。。。”
的声调，他对两段阴晴天气下登楼的不同心境的讲解，我记忆犹新。我觉得自己对古诗词意境的体会，就是从父亲的那次讲解开始的。文革前每逢过节单位都要出板报专刊，每个科室要求出一篇稿，
父亲所在的生技科往往是由父亲写几句古诗交差。我小时候过节时爱和同院的孩子们到父亲单位礼堂打乒乓球，路过板报栏，就会看到父亲写的诗词。父亲写一手漂亮的墨笔大字和钢笔字。
学写毛笔字是我和哥哥少年时代父亲唯一要求我们做的功课。父亲给我们买了一本柳公权的字帖让我们学习柳体。放假要求每天写一篇大字。隔几天检查一次。今天我和哥哥的字还拿得出手，
多亏了父亲让我们练的习字童子功。哥哥的字比我的字稍胜一筹，仍赶不上父亲。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隽秀的钢笔字。父亲虽然不是毕业于教会大学，但他的英文功底也很扎实。他有老式的英式发音。
音标“wh”中的“w”读得很重。我记得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在夜晚坐在家里的熊猫牌收音机前，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偷听短波的英文广播。他也许是想知道一些真实的新闻，也许是想练练英文听力不至于完全丢生。
晚年他退休后有一段时间还为中科院重庆科技情报所笔译英文资料。每次都由我骑自行车到邮局去取回情报所寄来的资料待父亲译完后再将资料和他的译文寄回重庆情报所。父亲对新知识新技术很感兴趣，
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他原来学的是英文，解放后学苏联，很多发电设备都是从苏联进口，为了读俄文技术资料，他又自学俄文。我在家里见过几本他用过的俄文读本。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电力局中心试验所进了一台电子计算机，父亲兴致勃勃地跑去看了，回来后就找了一些电子计算机的书来看。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解二进制和十进制不同记数方法，为什么电子计算机要用二进制。可以说，
我的电子计算机的启蒙教育是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作为一名知识份子，父亲爱思考和广阔的视野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影响颇深。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他多次给我说，知识是打不倒的。这样下去，
中国的科技教育会造成“青黄不接”（父亲的原话）。他也告诫我不要受知识无用论的影响，静下心来自学。 可惜当时我少不更事，没有体会父亲的苦心，未能利用大好青春年华潜心做学问，以致今日碌碌无为。
父亲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尽管他不敢把自己的看法公开表露出来，但在家里他会有所议论。大跃进时，他就疑问扩大生产需要的大量资金从哪里来。 当年号召学生上山下乡，父亲就告诉我，
这是变相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人被赶下去后就难得回来了。在闲谈中，他告诉我，美国是真正了不起的国家，不自私（原话）。战后的一片萧条的日本和南朝鲜就是美国援助“一口一口喂大的”（原话）。
没有美国，世界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这些谈话更加激发了我对美国的向往之心。当然，当时我也不敢想象这辈子会有机会来到美国，亲身体验这个伟大的国度。他还告诉我，日本不像美国，是个自私的国家，
只顾自己。今天看来，他的有些看法未免有失偏颇。但他对许多国际国内事物的看法还是比较深刻的。
像大多数接受旧式理工教育的知识份子，父亲看重自然科学，重理轻文的倾向很重。他也没有什么爱好。对电影戏剧文艺表演通通不感兴趣。在我印象中，他本人基本不到电影院看电影，
也从来未曾带我们去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从小到大，我记得他只带我们在贵阳河滨剧场看过一场当年轰动一时由黄婉秋主演的歌剧《刘三姐》和尚小云来贵阳演出的京剧。除了看专业书和专业杂志以及报纸，
他从来不看任何中文现代小说。家中的书架上除了他的专业书和几本字典外，没有一本文艺书籍。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酷爱阅读的中外名著，父亲通称为闲书，虽然没有强行禁止我看，但看见后就会说闲书少看。
为了不惹父亲生气，我只得趁他不在家时偷偷地看。我记得他唯一看过的一本小说是在中国和苏联反目以后，据说是反对修正主义的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我也读了这本书，没有看懂为什么官方要推荐这本书。
我年轻时爱打篮球，父亲认为花时间打球是不务正业。后来我以打篮球的特长被招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当了工人。这家工厂的篮球队后来在本市出了名。我是球队的主力和队长。有一次我们厂球队到师范学院比赛，
当时父亲正好在师范学院上“五七”干校，他的同事看见以后就告诉了父亲。从此以后，父亲就改变了对我打球的态度，有时候晚上我打完球赛回家，父亲还会主动问起输赢情况。
父亲是旧时代过来的男人，除了忙于他的工作，极少过问家务事。他基本上不会做任何饭菜。用母亲的话说，父亲是“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出于他工程人员的秉性，一旦他在家里做点什么，一定严格按照规程办事。
有这么两次，我记不清他要学做点什么，按照书本的指示，没开始做就要求有这样那样的器皿和工具，气得母亲说他是“教条主义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食品极度匮乏。为了给家人补充营养，
父亲决定在宿舍旁的荒地种些蔬菜。他查询了一些资料后，了解到蔬菜中红苋菜和红萝卜的营养价值较高，就决定种一些红苋菜和红萝卜。我记得父亲种菜时，用皮尺度量菜的间距和种子的深度。然后又按照书本，
定期按量施肥和浇水。他会定期用尺子量红苋菜的高度。直到红苋菜长到一定的高度后才开始剪割。剪割时也用尺子量过，以保证根部保留一定的高度。这在今天，就叫量化。
父亲是一个不善于表露感情的人。在我印象中，他除了在妹妹面前会展现慈爱的一面外，对我和哥哥大多数时间都显得比较严厉，不苟言笑。他虽然希望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功课上，
但似乎对我们的学习成绩并没有过高的要求。他其实很少打骂我，但我就是很怵他，生怕惹他生气，跟他亲近不起来。从小到大，父亲只动手打过我一次。那是在困难年代，父亲本来就心情不好。
那时全民集中吃食堂，凭餐卷打饭吃。一次我把全家聚餐的餐卷弄丢了，害得全家没饭吃。气急之下，父亲打了我一把掌，但事后又摸着问我被打痛了没有。大概事后他也挺后悔。有相当一段时间，
我在父亲面前总是很紧张，有种动辄得咎的感觉，不敢跟他说话。直到我长大工作以后，我在父亲面前的紧张情绪才得以缓解。也许那时候父亲才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谈话对象了，和我之间的交流才逐渐多起来。
父亲过世以后，我常会回想我们之间的父子关系，我觉得自己特别理解父亲当时的脾性。我常想，父亲解放三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那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中，面对每隔三五年就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他背负的历史包袱，
他要有多大的定力，才能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境去面对他的家庭和子女。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年了，我也从而立之年迈入耳顺之年。父亲那清瘦的面容仍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如今我身居美国，在出国留学已算不得什么成就的今天，我仍然会想，如果父亲能活到看见我赴美留学，
实现他年轻时的理想，会不会给我一个他那不多见的微笑呢。
父亲，我永远怀念您。
注：
父亲是一个内向的人，平时跟子女的交流并不很多。他从来未向子女提起他的过往历史。祖父及老家的情况，是根据哥哥的回忆。而他解放前后的大致经历，都是我在文革中帮他抄写检查交代材料的过程中，才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