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恋》的作者是我好友的亲戚，又是和我年纪相仿贵州老乡，便借来阅读。

我相信认真读完这本书的人，世界上大概不会多于二十个，我读它却是带着比读《百年孤独》更多的兴趣。不是因为它有刻意营造的晦涩的真理，不是因为它有怂人眼目的笔法， 也不是因为它有高超的情节构思，只因为它的平凡，而不平庸。更多的时间，我边读边揣摩它的作者，我所不认识的老乡朱霞，一定也像她的书，平凡，而不平庸。看完她的书， 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列入平庸的行列，精神上被我的老乡实实地踩在脚下。什么是平庸？除了对生活资源和虚荣的关切，你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当正事来做；你平凡但你不认；烦躁永远笼罩着你； 有大块闲暇的时间而独处时，你想不出可以干什么。这样多年不就是这样过来的？而这些时候朱霞在干什么？她可能拿着个小本子，在工作之际悄悄地记下几句，回家誊抄在电脑上； 或是在同仁们吹牛拍马的哄哄声中，独望窗外的远山，苦思昕燕和红磊的下一段对话和场景；或是回家做完家务，在电脑旁敲到深夜，丈夫习惯地各自睡去。没有见过她，但可以想象她忙忙碌碌， 充实地活着的样子，为了她那不具功利前景的爱好，不在乎你言我语，默默地穿行在贵阳的街道上。四年写出八十多万字，平均每天都必须连续不断地完稿五百字的业余写作人，为人妻为人母的她， 只可能这样生活。这时我开始悟到，平凡人如何能够不平庸。

贵阳的花溪河优美蜿蜒，流水时柔若丝，时清若无，把沿岸装点得风情万种。河旁有细细的小溪，静静地淌着，有时被丛草覆盖，有时又出见天日，不慌不忙，不歇不断，不和旁边的花溪河争宠， 只是从容地带给你它所能有的朴实的清新。这小溪就是《山恋》。

这部小说重复着千百人涉及过的主题，文革中受打击的一家人怎样在生活中挣扎，他们的子女又如何失去了正常的青春。它的故事情节是一个无后台内幕，无奇特背景的普通中国人所能经历和构想出的。 故事里那些人物，那些场景，那些音容笑貌，对我们这代人更是那样熟悉，“闭着眼睛就能看到的那些繁人琐事，还值得写值得读吗？”每个人拿到这本书大概都会有我开卷时的想法。说实话， 当我知道作者完成这本书后便离开了人世，我更想从书中去读作者本人。

认真读完小说后，感到它的众多长处。首先是作者的叙事能力相当值得称赞。全书贯穿在那种“娓娓道来”的氛围中，没有流行笔法的模仿，没有干涩的“夹叙夹议”， 我想这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对自己文风的要求，她无疑是作到了。那些似乎是谁都会说的话，谁都会作的描述，被那并非谁都会用的笔自如地调遣来讲述她的故事。 我带着这本书去旅游，吃完晚饭，我打开书坐在沙发上读。妻问我做什么，我说，喝一杯清凉的水。它当然不像陈忠实的《白鹿原》那样让你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俯瞰人性的纠葛， 也不像严歌玲的《芳华》引得你去翻年轻时的照片，一旦开始读，它像清水一样缓缓地润着你。

看潘天寿的画，时而细致入微的描绘，时而大片泼墨和飞白的简略，看得人思绪飞扬，高低跌宕。我想可以用潘天寿的画风来比喻当下流行的文风，谁都在试着那样写，《山恋》却不是。 《山恋》更像《清明上河图》般一丝不苟的工笔画，画面上任何一处都绘得实实在在，直到无法加进更多的细节。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文风，认为它老旧，拖沓。其实我认为， 作品的写作风格是为题材服务的，不存在一种万能的摩登风格，《山恋》这样的故事题材，也只有这样的文风才能到达其应有的效果。

《山恋》是一位业余作家的处女作，不足之处固然也不少。

昕燕和红磊是书中的两位主人公，我感觉女主人公昕燕的形象比较真实饱满，而男主人公红磊则不是现实生活中可见的人。我愿意相信昕燕的主要原型就是作者朱霞自己，因而她的喜怒哀乐，思想行为， 与周遭的关系，都把握得真实而有分寸。红磊则不然，一个高干子弟，为了青春热血的几句气话从爱他的家庭里消失了十来年。不管什么借口，对自己亲生父母和姐妹如此冷漠的人， 怎么会在昕燕那里有如此高的情操，在和自己几乎没有关系的穷乡僻壤里表现出大爱？红磊眼瞎后，几年里靠在乡镇街头拉二胡为生，这在现实中可能吗？在故事的构造中，有些主题先行的痕迹， 故而使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打折扣。作者想把昕燕一家下乡落户的石板坳写成一个在那自残的文革中的世外桃源。我相信那时有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革命风暴吹不到，但石板坳不可能是那样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张小田那样的恶棍和红色打手，怎么会容许韦婆婆这样板戏似的的善良人物理直气壮地作善事？

如果作者能够有机会创作已在构思中的下几部作品，一定会向我们展现她不同的风格和视野，因为从小说中可以看得到，昕燕是那样一个不甘停留在现状中的善良而又坚韧的人， 而我坚持相信昕燕便是作者朱霞本人。

我希望朱霞能知道，在她的生后，会有陌生人不只是为她的书，更因为她如何写了她的书而怀念她。

《山恋》
作者：梓话（本名 朱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出版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