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这篇文章一下子把我拉回到50多年前，是当时的真实版，是真话。可能是我们生活的国度不同，你已经过安享晚年的生活，会回想小车河边那段青春奋斗的历史，而在东方的我却还在为你们美国复二火的川普上台要大幅提高对华关税，直接影响到我们国人的收入，影响到我的炒股，我无暇陷入那些过往的回忆。 然而，你文中跳跃出的人和事，虽几十年过去依稀是那样的历历在目。谈到比爹的考试我也感同身受，我也被客装厂推荐过工农兵大学生，然而那年推荐的有和我一起进厂的高中同学闫周胜（劳改局闫局长之子）， 我无疑败下阵来，直到1976年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客装厂得到的是两年制的冶金系热处理专业，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驱使下我管不到这么多了，二年的也去读，就这样让我人生的旅途上也尝到了工农兵学员的味道。 谈到比爹你父亲的慈祥相貌我现在都记得，在大南门的那个宅院里。大南门在过去一段路就是省委，我爹解放贵州就进驻省委那里也有我家的宅院。你爹跟过国民党，我爹跟的是共产党（38年就开始跟），省委宣传部的申云浦部长是我爹紧跟的人， 结果申和周林权斗，败者为申云浦，我爹被牵连，一巴掌打到贵阳市财政局（三反五反），记得在客装厂我申请入共，你在组织科还参加了我的政审，你给我透露说政审不过。所以在龙国无论跟那边都有风险， 也同样会没有任何权势和旁道。 申云浦被平反复出第一任职是工学院党委书记（1976年我正好在工学院，聆听了这位我爹的崇拜者，冀鲁豫的才子的演讲，精彩至极，那天演讲完后上毛房都排长队。演讲之前我还有幸被选去参与申云浦的调研会，给我的映像至今难忘， 申用有两只笔一红一蓝，不时更换着记录），后来申当了副省长，他找到贵阳市委书记夏叶文要求他给我爹平反，于是我爹恢复党籍，那一天的到来我爹已经离休，接到平反消息我爹老泪纵横，还拿他正科级的退休金补缴党费。然而， 这时候我需要比爹的时光早已经过去，我已担任司法厅政治处副处长，期间我作为处级干部坐在省委大礼堂再听申省长的讲话。
“砸开前门”是一种人格，是一种深入骨髓抗争。你和叶城（不知他现在如何，我做律师期间他还给我介绍过业务）是幸运的，凭一己之力砸开了大学的门（走的是前门），从此开启的人生新路途。砸开前门无须伪装，是我们遇到了贵人， 真的，在人生的旅途中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让我们感恩，你提到的张承杰、邵丰田（据客装厂的老友说邵科长老来也过得很多彩的），其实你的路途上我记得你常常在我们面前讲起的还有一位恩师陈培基。我对张承杰夫妇不存在感恩之说， 但是我看到一个上司、同志的做人的人品，所以在他夫妇离世的追悼会举办我亲自操办，当年宣传队及贵阳市的会管弦乐的大碗都来凑哀乐，一路送行。后来我到司法厅后两次提议调张承杰之女（大毛）到司法厅工作， 都被比我大一级的一位女处长否决，直到我从政治处申请调到律师事务所后，有了自主人事权，我又去把大毛调到律所做会计（后来大毛也考取律师资格成为一名律师）。 讽刺的是那个不同意调大毛到司法厅的女处长居然做媒把大毛纳为他的弟媳妇。
你提出砸开前门之说，使我也回顾我的心路历程也是一个砸开前门者（方式不同而已，其实我比起你艰难的多）。你读研后我接你担任团委副书记（叫以工代干），读了两年的工农兵回到客装厂金工车间搞热处理，不算干部， 甚至加工资差点不算学历，是我一个人冒冒失失跑到劳改局干部科找到当时的黄惠如科长，她听了我的情况当即拿起电话打给厂里（那分钟我看到她美得入神，女神啊）就这样我得加了工资。这件事我记她的情啊， 在我担任司法厅政治处副处长又分管劳改劳教的干部任免考查，我对黄科长的关照，不知道她是否记得当年一个冒失的小伙到办公室找她为了增加几块钱的事情，但是，我记得，我需感恩。
两年的工农兵下来我仍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身份，我有时候在想当年申云浦任工学院的书记时我咋个这么傻，怎么没有想到去亮明身份请他调个三年的专业呢，其实因为骨子里有靠自己砸开前门的基因注定我不会做， 那时候以及到后来他当了副省长我也没有去向他或通过爹找他帮我铺平晋升之路，我也没有拿出我爹跟他时候给他及他的家人的珍贵相片（我爹当年还时髦买了一架蔡司照相机），去他家自报家门。
恢复高考后我和我的的一位贵工热处理专业室友都去参加了高考，而我落榜了，室友砸开了前门（他是国民党的后代），后改变人生路退休时候已经是贵州经贸委副主任正厅级。
我只能继续当热处理班长的职务，管理一个就业人员和三名工人，包括郭承机（眼镜）。劳改局办了一个广播电视大学的机械制造专业班，我得到这个消息想去考（是带薪的那种），我感觉这将是我的又一次转干机会。但是， 我已经被厂里推荐了一次工农兵（也是带薪），二次能行吗？为砸开这个前门，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冒失的去找厂长余玉昆，当他听到我的想法后居然同意了（那是个晚饭后时光，他在小车河边散步），当时我特别激动， 那天天上还剩下一点晚霞的光亮，预示着被我抓住亮光。粉碎四人帮后余厂长是强势的，只要他同意就没有问题。后来想起他之所以如此爽快是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候我还在厂里，举国悲痛，四人帮发文不许开追悼会， 在厂里领导开会决定究竟开与不开时，大家面对中央文件不敢表态，最后余厂长在大家僵持之下起身说了一句话：“我要参加”就走出会议室。当时在坐各位都蒙了，说余厂长的意思到底开还是不开？我说余厂长要参加就是要开。 于是我被定为会议准备组的人，那时候青纱都没买的了，有人说宣传队当时留下一些白布，于是我拿着白布到棉纺厂找到我的一位叔伯哥（当时是办公室主任），没花一分钱就现染成黑布，在厂大会议室布置了一个灵堂， 也许是办张承杰夫妇追悼会有经验了，布置得很到位。布置好了但怎么开呢？谁都没有主意了，这时候我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拿人在广播室念总理的讣告，全厂职工排队入场三鞠躬，余厂长采纳了我意见，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居然自告奋勇由我来念讣告，尽管没有听过我讲普通话，也没有人反对。那天，我压低嗓子，厂的大喇叭传出慢速、低沉的总理讣告，且是读了一遍又一遍，要读到厂里的人个个三鞠躬完毕。这次追悼会我出名了， 当众人知道是我在广播室念讣告，才恍然大悟说都以为是中央台统一进行的追悼仪式呢。 后来我去邓顾家玩，见到她爹在家，邓顾介绍我叫滕鲁黔，她爹说，哦，早就听邓顾说你们厂开周总理的追悼会，你的朗读像中央台的播音员。 她爹对我应向不错。这次追悼会的成功其实不只是我的普通话出了名（也是我后来做律师卖嘴巴劲的萌芽，读高中时候我有点结巴，到了我做律师后高中同学还问我法庭上会不会把被告人说成是被-被-被-被告人？其实为改正结巴， 我在家朗诵散文，且都是普通话），这次追悼会最大的获益者是余厂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由此获得政治资本，说他是全劳改系统唯一顶住四人帮压力开追悼会的领导，以此他后来升为劳改局局长，到后来又调到司法厅任纪检组组长。 他心里肯定记住政治资本有我的一份功劳。这位领导也属于记情那种人，在他任司法厅纪检组期间我能一下子调到司法厅他也起到作用。
电大机械专业毕业后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没有搞技术工作的，当时杨昌其也是我们劳改局电大班的，改变了他技校毕业的学历，后来他当了客装厂厂长，他就比薛生虎、钱洪筹幸运得多。我们好多同学都到了监狱长的级别， 那年头的大专生也是人才。我成干部了，我也入共了。我的入共还得感谢金工车间主任赵连杰，我在热处理班时候正遇到客装厂造130小货车大会战，热处理班承接汽车牙箱齿轮的热处理，我没有来热处理班就开始了的， 我发现一大堆齿轮放在哪里迟迟不淬火处理就问为什么，说是处理过的废品，我选样进行了金相分析发现，经过加热的齿轮没有发生应有的组织变化，属于淬火温度不够，我申请重新热处理，赵主任批准后，淬火当天我们干到后半夜， 成功的变废品为合格品，我为金工车间立了一功，赵主任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一次可能没有再去政审我了，当时的厂书记叫王子丰也很快通过了我入党。我也很激动很感恩的，我当了司法厅政治处副处长后， 一天王子丰找到我说他身体不好（满耳朵扎满了耳针），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想进机关，正好司法厅缺办公室主任，我举荐了他很快他调到司法厅办公室任主任，他耳朵是的耳针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哪晓得他到了司法厅我后来到律师事务所（当时属于司法厅的国办所），分管律师的厅长和一把手之间搞权斗，叫王子丰组织专家查律师帐，说我未经批准动用自收自支的资金买房子给律师住（实际上分管厅长有签字， 就在我手上我不拿出来，凭我在政治处的经验，我拿出来他们又会说未经厅集体党组研究，所以我决定一人承担，反正没有见不得人的行为. . .。查来查去没有查到啥子问题，一切都是走账的程序上，我没有任何的毛病。 他这一查倒是气得我，我心里想老子把你调进司法厅，你来整老子。最后我至始至终没有在审计报告上签字，他要我签我说没有问题我签什么签。
在客装厂我当组织科副科长，我打开档案柜，拿到我的档案，才知道我比什么爹，我的出身被改为中农，我不自笑出声来，我爹38年跟党，虽被开除党籍但好歹也是财政局的科长，也是干部，老子不是革命干部出身也应该是干部出身吧， 我听我爹说我爷爷土改时候被定为中农过。我才想起我72年高中毕业时候我们班大多数同学留校教书，我在班上是班长成绩也不错，我和刘列东都不想当老师就等分配其他地方。刘列东被分到建设银行，他不愿意去，放弃了名额。 到了12月份了还没有分配的消息，我大胆的跑去找一中负责分配的的廖家民老师，询问为什么不分我，她对我说把我推荐给011系统，回复是国防工业单位要政审三代，说我家出身达不到要求。后来幸好客装厂招工了，我被选中。 我当时在等分配游荡期间，常常和刘列东到新华书店，中医学院、医学院图书馆去迷书（偷）。我听到招工的李支成说这次没招到会打篮球的，于是我就向他推荐刘列东，吹捧他是校队的，后来找来刘列东居然废掉一个女生把刘列东招进来了。 一中我们班留下当老师的恢复高考都全部考上大学，他们大学本科毕业了我还在为申请读电大。
到了司法厅我发现机械专业大专知识不适用在司法部门，于是我利用司法厅办法律电大方便又读得一个电大法律专科的文凭。后来西南政法大学通过司法厅办法律本科函授班，我又修得一个法律本科毕业的文凭。 我的四本文凭证书才相当我们那些同学的一个本科文凭。我确实难也确实累，但是都应该是你说的那种自己砸开前门。
我从政的道路到了1989年嘎然而止，司法厅、劳改、劳教系统认识我的人都不理解，但是我明白仕途的前门我也可以去砸开，但是，我爹的经历唤醒了我，我必须成为专业人士。其实还得益我母亲从小的教导，她告诉我要学会技能， 她举例说学会修脚，理发就一辈子有饭吃，不管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天下，都有人需要理发、修脚。我母亲还问过我一个我没有答对的问题，她问我修脚的和理发的那个地位高？我说当然是理发的， 修脚的天天抱着别人的臭脚地位肯定低。母亲说，错，理发的是客人坐着，他站着。修脚的是平起平坐。我记忆一生。是的，我们砸开前门不就是为了求生的过程能更加有尊严的平起平坐吗？
我担任司法厅副处长期间就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第一次没有过，像我这样基本上靠自学的人考不过一点不奇怪。等了两年第二次又参加（那时候两年举行一次律师资格考试），这一次分数下来我评估了一下应该过， 就立马申请调到司法厅所属的贵州省经济律师事务所，厅党组同意了，我平调去任副主任。结果到了律所后，那年评分政策变了我的分数不能过。这下恼火了，没有律师资格的副主任领导律师，外行领导内行了，没人服气你领导， 当然我也没有向同仁们说我有法律大专和本科的毕业证书。一切得以律师资格证书说话。我再也没有政治处副处长的那种威风，走到劳改、劳教单位我喊稍息没人敢立正。
厅领导也考虑到我的尴尬，找我谈话说你实在想搞法律，调你去厅里的公证处那里不需要考资格。我不干，我说我一定要考过。那些年我就是这样把考律师资格的一米多高的法律书啃了三遍，第三次考我终于过了，是的， 我考律师资格也是凭一己之力砸开了前门！
我开始了律师业务，我的优势不断显现，不亚于那些本科毕业的，甚至那些大学里的教授到我所兼职律师的，也不得不服气我，因为我可是留级、降级读了三次法律本科。加上我的热处理专业、机械专业知识结构，在知识产权、 专利侵权纠纷等涉及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纠纷的代理案件中曾经把对方律师搞得要求休庭，等他代理的单位派工程师过来，因为他们只是看过专利法，看不懂图纸，讲不清技术特征。于是乎我业绩大作，我庭审不仅能够被法官认可， 开庭时候还引来律师旁听。我终于成为专业人士了，我是从前门进来的。
昨天我们律师年终联欢大会，我和一位刚加入我所的贵大教刑法的教授聊起我刑事案件，我说我接的刑事案子一审死刑的，到我手上二审没死，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我救了十几条命了。我办理的刑事案子案前、案后的故事都很精彩， 一个案子一本现实版的小说，诸如我2001年接办的水钢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李玉前杀妻灭子案，一审死刑，我担任二审辩护律师被发挥重申，我又担任后来的一审、二审辩护律师最后以死缓判决，服刑期间我一直在给他申诉， 后来他家借助北京律师介入，省高院终于经审查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六盘水法院再次一审，现在李玉前已经刑满释放，但其杀人案还在等省高院第三次二审判决，这也创造了刑事案件马拉松记录。
还有就是贵阳六中学生杀人案，我是一审辩护人，该案被当代作家严歌苓创作为长篇小说《老师好美》。
我和你在砸开前门的过程都不存在任何的欺骗和伪装，我们更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是那种能发现前门，敢于在家庭没有条件把我们送进那扇门的情况下，凭一己之力努力拼搏进门的人。进前门当然有利己结果， 但是这种利己是因我们的付出而获得的公平的回报，心安理得。我们也只是得到平起平坐，有尊严的人生。
至于当下龙国的高楼林立之下的人文价值观也不是什么倒退，是根本的不同，孙中山之前还有点走向文明一股清流的萌生，很快这股清流被几千年来的洪水般的帝制淹没至今，你我无能改变。普世价值观只能在信奉上帝的国度里实现。 巴黎圣母院重开门的建盛会，那些参与庆典国家再次向上帝表示，主啊，是你给我们的国度带来繁荣、富贵、是您的教诲使我们学会做人，主确实做到了，信奉上帝的国度做到了。而伊斯兰教、佛教的国度虔诚草民仍在朝圣的路上， 在跪拜中、在等待中……
(2025年1月)